编者按

　　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知识产权一审案件26.3万件，同比下降19.87%。东部案件大省降幅明显，其中，广东、北京、江苏、上海等下降25%以上。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收案量增加态势较为普遍。

　　东降西升之间，是偶然的数据起伏，还是深层治理逻辑的折射？即日起，本报推出系列报道“消失的知产案件”，解码案件量回落背后的司法治理智慧，探寻东部经验对中西部的镜鉴价值，敬请关注。

　　跑偏了的“维权”

　　清晨，苏北小城的街道还浸在微凉的晨光里，临街蛋糕店的卷帘门“哗啦”一声缓缓拉起。

　　老板娘李梅系上围裙，揉面、打发、塑形，日复一日的营生，从指尖的面团开始。

　　李梅身后收银台抽屉的最深处，压着一张民事判决书。只因给生日蛋糕搭配了两只卡通玩偶，她就成了被告。一审被判赔偿8000元。

　　一块蛋糕，毛利十来块钱，得卖多少块？李梅在心里默默算了一笔账，越算越凉。

　　在江苏，和李梅有着同样遭遇的蛋糕店、烘焙店店主已有上千人，起诉他们的是同一家动漫公司。这家公司手握多个卡通形象著作权，从2016年起便在江苏各地发起批量诉讼，起先是二十几件，2021年飙到184件。

　　一张由上千家小店构成的被告名单悄然铺开。直到2022年，一批案件集中上诉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这一现象才引起法官们的警觉：

　　“被告全是小本经营的个体户，不懂法、没资源，面对传票第一反应是害怕，然后是妥协。”

　　“真正的侵权源头——生产玩偶的工厂、批发的供货商，原告从来不碰。”

　　“原告长年累月跨区域起诉，维权成本极低，靠赔偿就能稳定获利。”

　　更令法官们警惕的是裁判尺度不一：同样是蛋糕玩偶侵权，有的法院判赔15000元，有的仅3000元。五倍的差额，意味着原告可以选择判赔金额高的法院起诉。

　　“人民法院既要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也要引导当事人合理维权、诚信维权。”

　　办案团队决定从批量案件中挑出一个最典型的，审成标杆。

　　李梅的案子被选中了。

　　2023年11月13日，江苏高院公开开庭。合议庭综合考量维权目的、商户主观过错、实际盈利、经营规模，将8000元赔偿依法改判为3000元。

　　法槌落下，裁判尺度定了。随着牟利空间被压缩，批量诉讼呈断崖式下跌：从2023年江苏全省收案333件，到2026年仅剩4件。

　　“在这场非正常批量诉讼里，我们的反应还是慢了半拍。”江苏高院民三庭副庭长袁滔坦言。

　　袁滔说的“慢”，不是个案审判，而是识别和预警。

　　2024年5月，江苏高院建立非正常批量诉讼专项台账。诉讼请求、权利类型、代理机构、判赔金额、维权正当性——每一项都被录入、比对、预警。

　　技术也在赋能识别。“版权AI智审”具备“以图搜图”技术和海量数据底池，谁是原创、谁在说谎，一查便知。

　　效果立竿见影。今年上半年，江苏全省法院新收知识产权一审案件1.5万件，同比下降28.08%。

　　当江苏的蛋糕店重归安宁，珠江之畔的广东，另一场针对跑偏了的“维权”治理，也在夜色中见出成效。

　　每当夜幕垂落，KTV包厢里歌声流转。

　　广州一家知名KTV的总监张琪第一次收到法院传票时，以为是恶作剧，“门店日常播放的歌曲，怎么就侵权了？”

　　一问同行才发现，被起诉的远不止他们一家，而原告大多是同一批个人或小型版权公司。

　　2024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了一组数据统计，发现近四年间全省法院审结涉KTV版权案件9.5万余件，占全部著作权侵权案件近四成。

　　“过去按歌曲数量判赔，判得越多，可能起诉的就越多。”在广东高院民三庭副庭长欧丽华看来，这是个死循环。

　　破局，从算账开始。

　　2024年下半年，广东高院创建“曲目单次点播次数、音集协版权使用费、法定赔偿”三阶梯式计赔模式，厘清各方责任，依法压低虚高判赔。

　　“这一模式推行后，单案赔偿从上万元直降至几千元，想靠诉讼赚快钱的路就走不通了。”汕头市娱乐行业协会原秘书长周伟鸿说。

　　更有力的举措在后面。

　　针对赔偿怎么算、证据认不认、算不算侵权等十个老大难问题，广东高院出台《关于涉KTV著作权侵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给全省法院审理这类案子定下统一规矩。

　　十问十答，不足万字，直接把这么多年难处理的堵点全理顺了。

　　“这份文件充分诠释了依法治理与产业保护可以兼顾，权利人的辛勤创作与使用者的经营需求可以兼顾！”中国文化娱乐行业协会秘书长孔明如是评价。

　　与此同时，广东高院精选涉KTV著作权领域批量案件中最突出的法律适用问题，在法答网陆续发布了14个咨询答疑，对关键问题作出系统解答，让司法裁判与最新的市场现状相适配。

　　“针对困扰司法实践的突出难题，我们也会积极作出示范判决，以点带面统一裁判尺度，让以牟利为目的的批量诉讼失去生存土壤。”欧丽华感慨，多措并举让当初的死循环找到了出路。

　　数据彰显成效：2025年广东新收涉KTV版权案件2303件，较2023年下降近五成；2026年前四个月仅144件。

　　“水分”被一点点挤出，另一个问题浮现：部分权利人转而选择向中西部地区提起诉讼。治理经验需要向全国输送，制度框架更需要从顶层搭建。

　　2026年4月，《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实施方案（2026—2030年）》发布，明确加强非正常批量诉讼、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综合治理。

　　李梅不知道这些宏大的顶层设计。她只知道，收银台抽屉深处那张判决书可以不用再看了。就像一段终于翻过去的日子，页角平整，字迹清晰。

　　（文中李梅、张琪为化名）

　　被“网”住的纠纷

　　许金焕差点就信了。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综治中心内，调解员许金焕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沓材料。原告是一家传媒公司，被告是一家网络公司，因转载了原告五篇文章，被诉索赔1万元。事实清楚，按流程往下走就是了。

　　但许金焕不急。他身后有一张庞大的综治中心解纷网。

　　这张“网”把法院、司法局、市场监管局、调解组织、行业协会等多方力量织在一起。截至目前，浙江全省90多家基层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入驻县级综治中心，超过1000名法院工作人员在综治中心实质性开展指导调解、诉调对接等工作。

　　拿到材料，许金焕翻来覆去看了几遍。一个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五篇被转载的文章时间跨度很大。最早的一篇是2015年6月，最新的是今年3月，他怀疑被告转载的同类内容，远不止这五条。

　　许金焕把原告的代理律师约来面谈。

　　“你们手上还有没有其他类似的侵权链接？”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还有一百多条。”

　　“那为什么不一起起诉？”

　　“先拿五个试试，调不成再分批告。”

　　果然不止五条。谈话结果印证了许金焕之前的判断。

　　“分批诉讼，看似稳妥，实则是一条双向消耗的‘远路’。”柯桥区人民法院法官宋孟彦是派驻综治中心的指导法官之一。在他的指导下，许金焕定下调解思路：不拆分、不拖延，一次性化解全部侵权争议。

　　十几轮协商后，双方坐下来签了协议。五条链接的纠纷结了，剩下那一百多条还没起诉的，也一并解决了。

　　柯桥的“网”不止于此。距离综治中心不到四公里，是全球规模领先的纺织品集散中心——中国轻纺城。3.8万名商户在此经营，布料花样日日翻新。但花样多了，麻烦也来了。

　　“早些年，布料花样侵权纠纷收案量居高不下，年度峰值突破600件。”柯桥区法院轻纺城人民法庭法官唐甜回忆，商户们的布料出售不久就收到了法院传票。

　　案情都不复杂——谁抄了谁的花样，一眼就能看出来。但打官司周期长，等判下来，那个花样的布早就过时了。胜诉商户拿到了判决，往往输掉了订单。

　　综治中心成了大家“说理”的地方。

　　“它就像一个精密的纠纷过滤器。”唐甜说，“小额、简单的纠纷在第一道关口就被拦住、化解，不让它们流入法院。”

　　如今，轻纺城布料花样侵权纠纷的年收案量已回落到四五十件。

　　七百多公里外，山东临沂，另一张“网”也在运转。

　　临沂商城日化经营片区，商户刘军收到了一张传票。他卖的“云南中药”牙膏，被“云南白药”的权利人告了。

　　承办法官徐晨阳阅卷后，没有急着开庭。他去了一趟批发市场，逛了一上午，发现这款牙膏几乎随处可见。

　　“简单一判了之，只能解决这一个案子。”徐晨阳说，“但那些还在卖同款牙膏的商户呢？”

　　徐晨阳想到了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与临沂市批发商联合会搭建的多元解纷机制。在这张由临沂法院构建的“司法主导、府院联动、行业协同、社会参与、数智赋能”知产解纷“网”里，维权周期从平均3个月压缩至7天以内，维权成本降低80%。

　　调解那天，批发商联合会的工作人员挨个打电话，把相关商户叫来旁听。

　　徐晨阳比对两款牙膏包装，拆解法律规则——什么是商标近似混淆、如何主张合法来源抗辩、侵权赔偿金额如何计算；批发商联合会的人则从市场信誉、行业口碑的角度耐心劝导。

　　最终，原、被告当场达成和解，并当场兑现。

　　“卖一支仿冒牙膏，不仅要赔钱，还可能影响整个市场口碑，以后进货一定要擦亮眼睛！”商户们听完法官释法，纷纷将自家仿冒牙膏从货架上拿了下来。

　　“以往知产纠纷处理，多是法院单独办案，同类侵权行为容易反复发生。”批发商联合会相关负责人说，多元解纷机制将行业协会吸纳为解纷力量，判一个案子、管一个行业。

　　南有绍兴柯桥，北有临沂兰山。

　　解法不同，内核相通——都是把解纷的端口往前移，都是让调解发挥基础性作用。

　　“在知产领域纠纷化解中，调解有着独特的优势。”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法官张新锋长期关注知产调解实践，他打了一个比方：传统民事纠纷调解是“分蛋糕”，利益固定，你多我少；知产调解是“做蛋糕”，创新带来的增量空间，通过双方合作往往能创造比判决更大的价值。

　　这解释了为什么在知产领域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格外重要。“因为知产调解不仅仅是在分配当事人的利益，更是在帮他们找到更大的利益。”张新锋说。

　　顶层设计释放出更大的效能。最高人民法院持续深化“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实现知识产权调解组织在全国范围全覆盖。2025年11月，最高法知产法庭专门制定了《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司法调解工作指引》，并印发全国法院参照执行。

　　2026年上半年，浙江全省法院新收知识产权一审案件1.9万件，同比下降17.52%；山东全省法院新收知识产权一审案件1.4万件，同比下降23.97%。

　　案子少了，但许金焕依然忙碌。他知道，只要这张“网”还在，有些案子就不会绕远——它们会在进入法院之前，被这张“网”接住。

　　然后，消失。

　　（文中刘军为化名）

　　关键点位的“指路牌”

　　偷品牌官方原图，低价卖冒牌郁美净儿童面霜；乱改商品标题，蹭立邦油漆的名气；频繁更换商品链接刷销量，兜售假公牛开关……

　　类似违规操作在某电商平台上屡见不鲜。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法官刘兴透露：“2022年1月到2024年6月，仅是涉及这家平台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我们就受理了30286件。”

　　细分数据更是触目惊心：假冒南孚电池760多件，售卖假公牛开关、插座300多起，冒牌郁美净儿童面霜260余件，蹭立邦油漆品牌150多件，还有近4000起售卖盗版图书的案件。

　　不止冒牌售假，廉价“三无”劣质产品满天飞，反复侵权、刷单造假、恶意引流等各类行为，一波接一波冒出来。

　　“绝大多数商家侵权根本不是不小心踩线，而是看准平台管得松，明目张胆钻空子。”徐汇区法院知产庭副庭长于是直言。

　　在于是看来，商家入驻门槛低，日常巡查走过场，风险提醒机制跟不上，漏洞凑在一起，让这个电商平台变成了知识产权侵权的“高发地带”。

　　案子堆得像小山一样高，法官们慢慢琢磨过来了：光靠一件一件判，解决不了根子上的问题。

　　这几年，徐汇区法院铆足了劲找治本的法子，给电商市场立起明明白白的规矩。

　　从2021年的4号建议，到2022年11号、2023年19号，再到2024年的32号、41号，前后一共五份司法建议发送至平台手中，对症开方为整改明确方向。

　　不只制发建议，2024年起，徐汇区法院多次上门回访，从商家入驻合同怎么改、刷单怎么治，到投诉渠道怎么打通，一条一条提要求，推着平台往规范上走。

　　“光今年就已经开了8次专项沟通会，法官们分析得特别准，帮我们把之前没盯住的监管死角全补上了。”平台负责人说，现在平台治理已经从“出事了再应诉”，变成“提前把问题掐灭在源头”。

　　平台在改，商家的意识也得跟上。考虑到很多中小商家不懂法，徐汇区法院干脆把典型案例搬到了商家后台，开设知识产权小课堂。

　　“平台商标侵权典型案例”“地理标志商标侵权案例”……越来越多商家主动点开学习，系列课程累计播放量已超300万次。

　　“以前图省事，随便抄个图、改个标题就上架，稀里糊涂侵权了自己还不知道。现在随时刷课学，哪些红线碰不得，我们心里彻底有数了。”一位商家这么说。

　　招招都打在点子上，涉该平台的纠纷一年比一年少：2024年10031件，同比下降29.6％；2025年9252件，同比下降7.8％；2026年上半年4069件，同比下降18.67％。

　　类案减量的背后，是治理质效的整体跃升。2026年上半年，上海法院新收知识产权一审案件1.7万件，同比下降27.71%。

　　视线向北，更多样的源头治理正在首都北京高效运转。

　　前几年，北京法院的商标行政案件量一直居高不下。

　　2023年6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携手国家知识产权局，搭建起一套专属协同联动机制。将行政审查设为第一道“过滤网”，提前筛查各类商标纠纷，从源头拦住各类无效、有问题的诉讼。

　　通过这套机制，国家知识产权局中止商标行政案件超19万件，避免诉讼程序无谓启动9500余次。

　　地方法院的源头治理做得有声有色，最高人民法院也马不停蹄。

　　2025年初，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牵头建立商标行政案件跨部门会商工作机制，聚焦商标审判领域的难点堵点问题，凝聚广泛共识，促进法律适用标准统一。2026年上半年，商标行政案件一审收案下降明显。

　　每到岁末年初，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的法官们总会开启加班模式。除了办案子，他们还要忙着给全国知产条线的法官们准备一份“大礼”。

　　“技术类知识产权条线法官非常期盼的，就是我们法庭的裁判要旨。”最高法知产法庭诉讼服务中心主任廖继博说道。

　　截至目前，最高法知产法庭已从2019年至2025年审结的23069案中筛选585案，提炼裁判要旨669条，共计12万余字。

　　不少一线法官坦言，这些干货清晰展现了最高法在技术类知识产权、垄断案件中的审判理念、办案思路和裁判标准，给基层办案指明了清晰方向，再也不用摸着石头过河。

　　“不止法官受益，很多案件当事人也会主动学习参考。不少人看清边界、明晰利弊后，就撤诉或干脆不起诉了。”最高法知产法庭法官崔宁对此感受颇深，他分享了一个故事。

　　2021年6月1日，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正式施行，确立了药品专利链接制度。运行初期，就“晶型专利是否在中国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可登记的专利范围内”问题，缺乏明确规定，业界有较大争论。

　　2023年，一起相关案件上诉至最高法知产法庭。由崔宁担任审判长的合议庭在审理中发现，当时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还有几十起同类案子悬着没判，全卡在同一个疑问上，如何填补规则的空白关系到一系列案件的处理。

　　不久，最高法在(2023) 最高法知民终7号案中给出明确结论：以晶体参数表征的晶型专利及其用途专利不属于可登记专利类型。

　　2024年2月23日，最高法知产法庭专门就此案例发布裁判要旨，后续13件涉及相同问题的在审案件当事人全部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申请撤诉，此后再没有当事人就相同问题提起诉讼。

　　在最高法知产法庭陆续发布14项涉及药品专利链接案件的裁判要旨之后，相关问题极少再成为案件的争议焦点。

　　近几年，最高法不断强化制度供给和条线指导，给各地知产审判工作立标杆、明方向。

　　发布数据权益司法保护专题指导性案例，精准回应数据权属认定、数据产品合规利用等社会关切问题；聚焦科技创新领域保护需求，补齐高科技领域司法裁判规则短板；常态化座谈研判、专项督导，自上而下统一裁判尺度，减少类案分歧、遏制衍生案件。

　　犹如一个个“指路牌”——它不替你走路，但它让你知道该往哪儿走。

　　案外之功，亦是硬功夫

　　本报评论员

　　上海电商侵权乱象踩了刹车，北京商标行政案件增速放慢脚步，最高法一条裁判要旨，十几件案子齐刷刷撤诉……

　　案件量下降，并非司法“松了劲”，而是治理“上了弦”——管得更早、介入更深、防线更前。

　　预防是最低的治理成本，规则是最稳的发展预期。高水平治理，从来不是看火扑得多猛，而是看火烧不烧得起来。从“个案办理”到“类案治理”，从“坐堂问案”到“规则输出”，功夫花在了案外，力气用在了前面。这种转变，不是被动应对，而是主动作为。

　　随着产业加快向中西部转移，知识产权治理的压力也在空间上“西移”。东部创新大省在电商侵权、恶意诉讼、标准必要专利等前沿领域积累的治理经验和裁判规则，正是中西部可以“带着图纸建高楼”的宝贵财富：人民法院不止步于做矛盾纠纷的“终点站”，更应主动担当规则秩序的“导航仪”——让每一起案件的办理都成为预防下一批同类纠纷的制度屏障，让每一条裁判规则都成为市场主体清晰、稳定的行为坐标。

　　当前，我国正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知识产权作为创新的“刚需”，其保护水平直接关系到高质量发展的成色。唯有将治理触角延伸至风险未萌之时，将司法效能释放于纠纷未起之际，以更具前瞻性的姿态深度参与社会治理，才能真正以高水平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在时代浪潮中筑牢创新的根基。

　　（人民法院报 记者 李阳,高倩倩 来源：https://www.rmfyb.com/content/202608/20/article_1036704_1392049863_6765354.html）